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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伯重 小问题,大历史:全球史视野中的“永历

发布时间:2018-07-08 21:02

明清之际的南明永历朝廷,从建立伊始就处于不断的播迁之中,从广东转移到广西、贵州、云南,最后流亡到缅甸。这一皇帝流亡国外的事件,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。永历朝廷为何要选择这样的西迁流亡路线?只有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,才能得出合理的答案。用新的眼光来看问题,从“小问题”可以看到“大历史”。

南明永历帝朱由榔(1623—1662年)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,桂王朱常瀛之子。崇祯年间受封为永明王,1646年受明朝大臣丁楚魁、吕大器、陈子壮等人拥戴为监国,接着称帝于广东肇庆,年号永历。他在位15年,辗转于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各地,最后逃入缅甸,为吴三桂索回,绞杀于昆明。在中国古代,皇帝流亡被称为“巡狩”,因此永历帝及其小朝廷向西流亡,也就是“永历西狩”了。

在中国历史上,皇帝“巡狩”之事屡见不鲜。不过像永历帝这样,从广东一路“西狩”到了国外的事件,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绝无仅有。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,很值得我们注意。

一、“西狩”:永历朝廷的唯一选择吗?

因为无法抵御清军,永历朝廷只能不断播迁。但是除了“西狩”之外,永历朝廷还有其他的选项。

首先,永历朝廷可以东迁,投靠控制台海地区的郑氏集团。

经郑芝龙、郑成功父子的经营,到了永历时期,郑氏集团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,在明亡之后成为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。1658年(清顺治十五年、南明永历十二年),郑成功率17万大军与浙东张煌言部会师,大举北伐。大军进入长江之前,于洋山海域遭遇飓风,损失惨重,只得退回厦门。次年郑成功再次率大军北伐,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,势如破竹,包围南京,一时江南震动。后因郑成功轻敌,遭到清军突袭,大败后撤,试图攻取崇明作为再次进入长江的阵地,但久攻不克,只好全军退回厦门。随后收复台湾,作为抗清的根据地。郑氏集团在明亡后能够抗衡清朝达二三十年之久,可见其实力之强。

郑成功及其子孙始终支持永历朝廷。1649年(清顺治六年、南明永历三年),郑成功宣布奉永历年号为正朔,永历帝随即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,其子孙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头衔。郑氏集团在控制地区铸造和使用“永历通宝”,表示对永历朝廷的承认。

对于永历朝廷来说,东迁台海不仅路途近,而且比较安全。永历初期,广东在李成栋的控制之下。李成栋本是李自成部下,降清之后,官至广东提督。他后来反清,归顺永历帝政权,在肇庆修治宫殿,重建官署,修复城防,填充仪卫,使得“朝廷始有章纪”。1648年11月,永历帝驾临肇庆,托庇于李成栋的武力保护。如果李成栋无法抵御清军,那么由广东东渡到台湾也很方便。1651年(南明永历五年、清顺治八年),清军大举南下,形势紧急。永历帝召群臣商议,即有人主张到李成栋义子李元胤那里去,李元胤也上书奏请出海。此外也有人主张渡海依靠郑成功,或者主张进入安南避难。

因此,对于永历朝廷来说,流亡到台海,投靠郑氏集团,在郑氏集团的武力庇护之下生存,应当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。

其次,永历朝廷也可以南迁,从广西流亡到安南或者暹罗。

安南和明朝的关系颇为复杂,但是总体而言,还是好的时候居多。永历朝廷建立后,安南使臣阮仁政前来广西,拜见新即位的永历帝。永历帝遣翰林潘琦与安南使臣同行,前往安南册封后黎朝的太上皇为安南国王。永历元年(1647年)五月潘琦至镇南关,后黎朝派礼部尚书阮宜、户部侍郎阮寿春等接至升龙(今河内),行颁封礼。永历四年(1650年)十一月,清兵陷广州,永历帝自肇庆逃至南宁。永历五年(1651年)二月,永历帝从南宁遣使敕谕后黎朝,令其资矢、象、粮、铳,以助恢剿。该年十月,永历使臣再至册封后黎实权派郑氏清王为安南副国王。到了年末,清兵逼近南宁,就有大臣议去安南。随着清朝控制中国大局已定,安南各政权态度逐步转变。但安南高平一带的莫氏政权仍与南明保持密切关系。永历十二年南明光泽王朱俨铁、总兵杨祥等逃入高平地界,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。同时南明德阳王朱至睿与太监黄应麟等也居于高平,并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。永历十三年(1659年),清兵逼近昆明,孙可望拟派人把永历朝廷迁移到云南广南府。但因清兵逼近广南府,路不靖,遂断此议。永历帝出逃后,李定国南退撤至中、老、越边境,后盘桓于安南境界。如果永历朝廷要去安南,可以依仗李定国的帮助。由此可见,安南确实是选项之一。

暹罗与明朝关系一直很友好。据中国史籍记载,从明太祖洪武三年(1370年)到明熹宗天启三年(1623年)的253年间,暹罗遣使来华访问达105次之多,居亚洲国家的首位。明朝遣使访问暹罗也达19次之多。直到明朝灭亡的前一年(即1643年,崇祯十六年),暹罗还遣使入贡②。永历十三年(1559年)初,云南失陷,永历帝出逃。永历十五年(1661年)五月,暹罗派使者六十多人来联络永历朝廷的主要支持者李定国,请他移军景线暂时休整,然后暹罗提供象、马,帮助他对抗清军,收复云南。使者除带来丰厚礼物外,还取出明神宗时所给敕书、勘合,表示对明朝眷恋之情,并且告知李定国:“前者八十二人驾随,流落在我国,王子厚待,每人每日米二升,银三钱。”李定国对暹罗非常感激,盛情款待来使,派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罗联络。因此,在此之前永历朝廷如果想要流亡暹罗,也并非没有可能。

因此,背牛津词典,永历朝廷的流亡的方向,有向东、向南和向西的诸多选项。在这些选项中,西迁实际上是最差的一个。

西迁的第一步是到云南地区,再进一步到缅甸。那么,明代云南地区与缅甸的情况如何?对于永历朝廷来说,流亡云南地区与缅甸,是否比流亡到台海、安南、暹罗更安全、更保险呢?

明代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。即使到了明代后期,少数民族依然是云南人口的主体。嘉靖时人桂粤、陈全之和万历时人王士性都说云南“城郭人民,夷居十七。时恬则蜂屯蚁聚,有事则兽骇禽奔。葢人自为险。势难统一者也”;“大抵云南一省,夷居十之六七,百蛮杂处,土酋割据”。直到明末清初,顾炎武、孙承泽仍然说云南人口中“汉人三之,夷人七之”。这些汉人主要是卫所军人及其家属,即如王士性所言:“诸省惟云南诸夷杂聚之地,布列州府,其为中华人,惟各卫所戍夫耳。”

占云南人口大多数的各少数民族,他们和明朝政府的关系很复杂。明朝在云南的统治主要依靠人数有限的卫所军人。到了明代中后期,卫所制度已经衰败甚至名存实亡,因此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。南明隆武元年(1645年)十二月,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乱,夺取了云南首府昆明,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。至来年二月,除楚雄以西外的整个云南都归附了沙定洲。永历元年(1647年)正月,沙定洲集中了庞大兵力,将楚雄城层层包围,围困八十余天,城中弹尽粮绝,几乎失陷。永历二年(1648年)四月初,李定国率兵进攻沙定洲,到了八月,沙定洲之乱才平息。

平定沙定洲之乱靠的是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余部。不仅如此,永历朝廷西迁到贵州后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军余部。大西军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敌人,对永历帝来说也有深仇大恨。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,桂王朱常灜携子安仁王朱由楥、永明王朱由榔仓皇逃出。第二年桂王死于梧州,朱由楥继位桂王,不久朱由楥突然死去,只剩下朱由榔,承继桂王之位。因此,可谓是既有国仇,又有家仇。

因此,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朝廷来说,投靠有血海深仇的大西军余部,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。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对永历朝廷的态度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。1652年(南明永历六年、清顺治九年),孙可望把永历帝安置到贵州安隆所。永历帝为摆脱控制,和吴贞毓等十八位朝臣密谋,企图翦除孙可望等人的势力。密谋被发现,孙可望杀害了这些大臣。孙可望自己住在贵阳,设立了内阁六部,建立太庙和社稷,制订朝仪,为将来篡位做准备。

在此情况下,永历朝廷流亡到云南,在宿敌的卵翼下苟且偷安,要比流亡到台海地区,在郑成功的庇护下继续存在,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。

中国云南毗邻缅甸,如果永历朝廷最后走投无路,可以继续向西,流亡到缅甸。但在中南半岛的三个强国(安南、暹罗和缅甸)中,缅甸与明朝的关系最差。永历朝廷在明代中后期(嘉靖到万历年间),缅甸不断对明朝发动战争,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。这场战争规模、强度都很大,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、三十四年(1606年)缅甸两次大规模入侵,出动的军队每次都达三十万人(或者号称三十万人)。从兵力投入来说,堪与差不多同时席卷整个欧洲的“三十年战争”中作战一方的兵力总投入相媲美。因此可以说,在明朝的南方邻国中,缅甸是和明朝关系最差的国家。

那么,永历朝廷为何还要向西流亡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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